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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命保卫党组织的三烈士
作者:    发布时间:2020/9/2 15:17:52    来源:


    1942年7月12日夜晚,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桂林城尽管是炎热的夏季,但街上却看不到一个纳凉的人,盛夏的闷热让人窒息,空气仿佛凝结了。
    在桂林逸仙中学校园内,苏蔓的宿舍房门紧闭,屋里一片寂静。苏蔓、罗文坤和张海萍三人在留下了“不自由,毋宁死!”几个诀别大字后,并排自缢,吊在了床后的砖墙上••••••那一年,苏蔓28岁,罗文坤26岁,张海萍25岁。
    他们为何要集体自杀呢?他们究竟是干什么的?

   

    苏蔓、罗文坤、张海萍三烈士生前留影
   

    苏蔓,原名苏裕源,1914年元月出生于广西苍梧县夏郢镇凤凰村的一个封建家庭。他自幼聪明好学,品学兼优。
    罗文坤又名罗娴,1917年出生于广西苍梧县京南镇纯冲村。苏蔓、罗文坤在广州求学期间,国家正处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之下。为寻求救国真理,苏蔓和罗文坤与-些热血青年组织了一个“曙光社”读书会。他们认真阅读进步书籍,比如《资本论》《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在革命理论的启迪下,他们进步很快,相同的兴趣和志向使苏蔓和罗文坤心心相印,1935年他们结为夫妻,同年一起到日本求学, 并加入了当地留学生进步组织。1936年苏蔓在日本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3月和5月苏蔓和罗文坤先后回国,继续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工作表现非常出色。当年,罗文坤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张海萍,原名张妙灵,1917年生于广东东莞县篁村乡。自幼热情活泼,坚强自信,勤奋好学。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她参加了党领导的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从事公开的抗日救亡活动。街头、学校、工厂、农村到处留下了她抗日救亡活动的足迹。
    1940年8月,苏蔓、罗文坤和张海萍到达桂林。苏蔓先在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任政治指导员,后任中共广西省工委副书记,同时秘密举办了多期党员训练班,使广西地下党组织不断发展与巩固。罗文坤任中共桂林市委书记,兼任广西省委妇女部长。任职期间,她积极组织妇女运动,领导大中学校、工厂、三青团的党支部,指导学生自治会、抗敌后援会等群众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积极推动桂林的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
    1941年元月,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皖南事变”,政治形势急剧逆转,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气焰嚣张,抗日救亡运动受到限制。皖南事变后白色恐怖笼罩着广西,特务活动异常猖狂,中共党组织处于极端危险的环境中。为了避免发生意外,当时任中共桂林市委书记的罗文坤,遵照党中央为适应形势而制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同年9月,罗文坤与丈夫苏蔓到桂林逸仙中学任教,以“教师”这个公开的身份作掩护,从事中共地下党的秘密工作。张海萍是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驻桂林交通员,到达桂林后,她先在广西省新生活运动妇女委员会工作,主要为抗日救亡活动作宣传,后因引起了特务的注意,她脱离了本职工作。随后利用同乡的关系,进入逸仙中学执教,与苏蔓、罗文坤一起从事秘密地下党工作。
    1942年5月,“南委”组织部长郭潜被捕叛变。“南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密令桂系当局执行破坏共产党广西地下党组织的行动,并派特务庄尚之(庄祖芳)到桂林亲自指挥。7月9日,由于叛徒的出卖,苏蔓、罗文坤、张海萍三人连同其他一些地下党员相继被捕。这就是桂林历史上的“七九”事件。
    苏蔓、罗文坤、张海萍被捕的当天晚上,被特务蒙住双眼,押往桂林龙隐岩刑讯拷问。敌人企图从他们身上找到突破口,一举摧毁在桂林的中共地下党组织。狡猾的敌人首先进行诱降逼供,在遭到痛斥和拒绝后原形毕露,对苏蔓动用各种酷刑:剥光苏蔓的衣服,用皮鞭猛烈抽打。坐“老虎凳”,用烧得通红的烙铁摧残他的身躯,甚至施以更加残酷的吊刑。苏蔓受刑时惨烈的叫声划破星空,撕裂了黑夜的宁静,连附近的居民都感到毛骨悚然。在长达数小时的酷刑中,苏蔓多次昏死,又多次被冷水泼醒,但他始终咬紧牙关,没有吐露半点机密。凶残的敌人未捞到一丝“油水”后,一计不成,又施一计。他们把罗文坤带到备受摧残的丈夫苏蔓跟前,企图以亲情摧毁他们的意志。面对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的苏蔓,罗文坤心如刀绞,几度昏厥。此时,只要她一句话,丈夫就可免遭酷刑。但是作为苏蔓的妻子、战友,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她没有向敌人屈服。敌人从她的口中得到的回答是:“打吧,杀吧,共产党人是不会被赶尽杀绝的……”
    带血的刑具没有摧毁三位共产党员如钢铁般的意志,以至反动派特务在报告中无可奈何地写道:“通宵达旦,未尝休息,而犯人们仍颉颃不认,亦不悔悟。”敌人机关算尽,仍一无所获,于是使出了最后一招:“放长线,钓大鱼”。
    特务把苏蔓、罗文坤、张海萍放回逸仙中学,严密监视。他们三人清楚地意识到敌人正在导演的是假释的圈套,企图诱捕前来接头的地下党员。由于苏蔓和罗文坤身负重任,党组织随时都有可能派人和他们取得联系,前来接头的地下党员一旦被敌人发现,后果不堪设想。万分紧急关头,三位青春正茂的年轻人经过慎重的思考:在完全失去自由,无法与外界取得任何联系的情况下,是苟延残喘地活着,还是舍身成仁?在进行了反复思考、商量和思想斗争后,他们最终选择了集体自杀这种最为悲壮的方式向外界发出警报,彻底粉碎敌人“放长线,钓大鱼”的阴谋诡计。
    1942年7月12日,三位青春正茂的年轻人在苏蔓的宿舍里从容地为学生批改试卷,收拾书籍、整理容装。他们沉着镇定,仿佛为执行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而做着准备。张海萍倚坐在书桌旁,娟秀的脸庞异常严肃,她给在韶关的哥哥张高科写绝笔信:“亲爱的哥哥,我走了,你要照顾好家人,我希望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能换来更多人的自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永别了,亲爱的哥哥!”
    就这样,出现了故事开头描写的那幕:那个晚上,苏蔓的宿舍灯光通明。那个晚上,苏蔓、罗文坤和张海萍三人在苏蔓的寝室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事情发生后,国民党的喉舌《扫荡报》妄图掩盖事实真相,诋毁烈士的形象,竟然报道污蔑这是一起“桃色事件”。这恰恰为在广西和桂林的地下党组织通报了消息。很快,敌人发觉此举的愚蠢,立即下令收缴当日的报纸,但已经太迟了。
    “七九”事件发生后,由于苏蔓、罗文坤和张海萍的壮烈行动起到报警作用,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迅速向灵川转移,并及时通知可能暴露的党员迅速转移或隐蔽起来,保存了党的力量。
    1943年2月7日,中共广西省工委发出《为反对顽固反共分子继续摧残告全体同志书》,沉痛悼念苏、罗、张三烈士,号召全体党员“学习苏、罗、张三同志宁死不屈的精神来保存革命实力”。
    1989年7月,为了永久纪念三烈士,桂林市人民政府在尧山南麓建立了三烈士纪念碑,这座纪念碑寄托着人们对三烈士的无限哀思。每当清明时节,无数的群众和学生自发来到纪念碑前,瞻仰和缅怀他们。他们用青春和生命保卫了党组织,他们追求真理,实现理想,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把死的痛苦留给自己的高尚情怀,将永远在人们心中传颂。(来源:中共广西区委党史研究室2015年编《温故——桂林抗战文化城故事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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