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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抓军队纪律的实践及启示

作者:吕 臻    发布时间:2020/7/7 16:40:51    来源: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官网


    摘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解放战争特别是在决战决胜的关键时期,把严明纪律摆在军队各方面工作的突出位置,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深入开展新式整军运动,到强化军队集中统一指挥和战略配合,到整顿全军纪律特别是群众纪律,再到狠抓军队入城纪律关键环节,紧抓狠抓,最终抓出了一支有钢铁般纪律的胜利之师、威武之师、文明之师,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政治基础。

    纪律严明是人民军队的革命本色和政治优势。 解放战争期间,人民军队的纪律建设水平达到新的历史高度,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人民拥护、夺取民主革命的全面胜利打下坚实基础。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支由千百万农民组成、短期内扩展多倍且不断补充进大量解放战士的军队,为什么能够在胜利面前始终保持严明纪律? 这是一个很值得回答的问题。 我们知道,古往今来任何一支军队要维持优良的纪律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纪律的好坏不仅仅体现着军队自身的形象,还深刻折射出这支军队背后的政治力量,是衡量其是革命还是反动、先进还是落后的一条重要标准。 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从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出发始终把严明纪律摆在军队各方面工作的突出位置,紧抓狠抓,最终抓出突出成效,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政治基础。让我们回顾这段历程,看毛泽东是怎样一步步把这项工作引向深入的。
    一、发布训令,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947 年10月10日,毛泽东为解放军总部起草发出一份《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简称《训令》)[①],要求全军“即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 我们的党和军队历来把严明军队纪律视为人民军队的生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人民军队纪律严明的显著标志,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就是从重行颁布这部纪律准则着手抓军队纪律的。
    为什么要进一步严明军队纪律呢? 这首先要从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来看。 1947下半年解放战场开始转入战略反攻,毛泽东在和《训令》同日发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总任务,号召解放军全体指战员担负起这一我国革命历史上最重要最光荣的任务,并强调为完成这项任务“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②]。在战争过程中部队也存在着一些违反纪律和政策的情况,如乱拉夫浪费民力,哄抢物资,乱没收敌军官佐和工商业者财物,争夺俘虏……[③]随着革命形势向前发展,更多城市和新区被解放,党如不能及时制止这类情况的发生甚至蔓延,将大大制约胜利局面的发展。 这是解放战争进入后半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狠抓军队纪律的重要背景。
    另一方面,中央当时之所以选择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切入抓军队纪律经过了深思熟虑。 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训令》中所说的,这部纪律规定“实行多年,其内容各地各军略有出入”,故作统一规定。再就是因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具有特殊意义,其作为毛泽东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为中国工农红军制订的纪律,长期以来对于人民军队的建设起了伟大的作用[④]。 此刻重行颁布能够发挥出更加广泛深入的教育引领作用。 朱德当时就说:好多都是红军出身的干部,把红军的气味都搞掉了,自己还不知道!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所剩不多,以后要建立起来,必须要对军队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把红军的优良传统恢复起来[⑤]。
    为了搞好这次修订,1947 年9月22日中央致电各地通知“拟于最近重新统一公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望于九月底以前电告你处现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并提出意见”[⑥]。 综合各地来电建议[⑦]后,最早形成一个初稿。 毛泽东对这个初稿作了大量修改。 他共改了两稿,内容主要包括:一是在第一次修改稿中调整了三大纪律的顺序,把初稿中第二项“一切缴获要归公”和第三项“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对调位置,更加突出遵守群众纪律。 二是在第一次修改稿中把初稿中的八项注意内容:“一、不打人骂人;二、不拉夫拉差;三、不损坏庄稼(或不踏群众庄稼);四、不搜俘虏腰包;五、买卖公平;六、尊重妇女习惯;七、借物要还,损物要赔;八、上门板,挖厕所。”删掉了“不拉夫拉差”和“上门板,挖厕所”,补充了“说话和气”;把“尊重妇女习惯”改为“不调戏妇女”;把四个“不” 这类反面表述项调至后面。 改为:“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物要还;四、损物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三是在第二次修改稿中将第一次修改稿形成的八项注意内容的第三、四项又分别改为“借东西要还”和“损坏东西要赔”,使用了更加口语化的表述[⑧]。这些修改充分考虑到部队官兵的思想实际,吸收了各地当时现行规定中的合理内容并提高一步形成沿用至今的版本。 这一新颁布的版本,内容简单明了、生动贴切,短短几十个字,却切实管用,使人易懂好记,“将革命军人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用最具体、最简要的语言固定下来”[⑨],给解放军严整军风纪提供了统一的内容规定。
    二、开展新式整军运动,加强军队政治工作
    1948年前后人民军队内部普遍开展的新式整军运动对于提高广大官兵的政治觉悟、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和纪律性起到关键作用。 1947 年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在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的同时还研究部署了新形势下的整党整军工作,提出“军队需要从思想上组织上加以整顿,需要一个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的运动,使军队在思想上拥护土改,组织上纯洁严密”[⑩]。 1947 年9 月28 日,毛泽东将他审阅修改的辽东三纵队诉苦教育经验报告作为整军参考批转全军[11],拉开了新式整军运动的序幕。1948 年1 月30 日,他又为军委起草发出关于开展军队内部民主运动的指示,对新式整军的目标、形式和主要内容作出全面规范[12],并特别强调在新式整军中要重点整顿纪律。1948 年1 月,他接连批转两份报告,要求在一切“纪律不好”之部队,应“放手发动士兵群众的民主运动”,“向全军施行政策教育与纪律教育”[13]。
    新式整军运动的主要形式是诉苦和“三查三整”。 所谓诉苦,是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 解放军用诉苦方式教育战士,是过去任何军队都没有使用过的政治手段,这种战士自发的讨论比任何说教都有效果,极大增强了广大官兵的阶级觉悟。所谓“三查三整”,“三查”在部队中是指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是指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 从1947 年冬到1948 年中,新式整军运动在人民解放军内部全面铺开。 解放军各部结合练兵充分发扬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广泛进行纪律教育、政策教育,取得非常好的效果。 毛泽东当时在不同场合就指出:经过新式整军,“部队的纯洁性提高了,纪律整顿了”,“战斗力和纪律性大为增强”, “ 这样的军队, 将是无敌于天下的”[14]。
    通过新式整军以及进一步贯彻落实军队政治工作一系列成功做法,部队遵守纪律的政治思想基础更加牢固了。 正因为广大指战员思想觉悟提高了,经过党的教育,他们从思想深处解决了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深刻认识到自己是人民子弟兵,打仗是为了人民,是为人民服务的,于是作战更加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对党和人民则无比忠诚、热爱,自觉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做起。 解放军成功做到在无敌于天下的同时,依然保持军纪严明和军容严整。 1948 年9 月8 日刊发的新华社社论中指出:“军队中的民主成为中国人民军队不可战胜的力量的源泉之一。”“这种部队中的民主”,不但“不废除或削弱军队中所必需有的纪律,相反,它还巩固并加强纪律”,“使这种纪律建立在人民利益和部队官兵群众共同利益与自觉的基础之上,而成为部队一切人员共同遵守的纪律”[15]。
    三、开展纪律检讨,统一全军作战意志
    1948 年前后为保证解放战争取得完全的胜利,毛泽东领导开展了一场全面深入的纪律建设,并提出“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口号,为全党全军在决战决胜之际进一步实现团结统一、步调一致提供了重要保障。
    在军队方面,1948 年8月14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关于各野战兵团、各后方军区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指示》中严肃指出:军队一些同志“仍然将自己所指挥的野战兵团或军区机关部队看成好像一个独立国”,“我们现在向一切兵团及军区的负责同志们提出警告”[16]。9月4日,毛泽东在指示中进一步要求,“关于建立请示和报告制度,在党内军内开展斗争,反对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反对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反对瞒上不瞒下报好不报坏报喜不报忧的无原则现象,反对经验主义和游击主义,反对将自己领导的区域或工作部门或军队看成好像一个独立国的危险现象”,要求各地各军“在今后适当的会议中作一次认真的检讨,作出明确的决议,再以检讨情况及决议报告我们”,“于今年秋冬两季办理完毕”[17]。 在毛泽东的直接推动下,解放军各部及所属相继发起纪律检讨活动,全面强化纪律意识。 此举极大统一了部队的作战意志,增进了解放军各部之间的战略配合,对紧随其后的决战决胜意义重大。
    一个突出的事例发生在华东解放战场上。 1948 年9月24日,当时济南战役取得胜利,正处于收尾阶段,华东野战军(简称“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致电中央军委,提议发起淮海战役。 第二天,在批准该建议的复电中,毛泽东要求华野所部“开一次像上月曲阜会议那样的干部会,统一作战意志,调整内部关系”[18]。
    电报所说的“上月曲阜会议”是指8月25日至29日华野前委在山东曲阜召开的纵队以上干部参加的作战会议。 那次会议不仅制定了济南战役的作战计划,还开展了深入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了不少历史遗留问题,统一了华野内部的思想认识,对于济南战役取得胜利起到关键作用。 淮海战役发起前夜,毛泽东决定推动华野再开一次像上月曲阜会议那样成功的会议。 这便是淮海战前第二次曲阜会议的由来。
    9月27日,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华野前委,山东兵团前委,苏北兵团前委均应利用目前两星期时间,根据中央历次指示,检讨自己及所属的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问题,并将结果电告”,同时要求华野前委复电解释为何此前“未按时间向军委做综合报告,亦未声明请准延缓或免做”[19]。 次日,毛泽东去电特意作出时间安排:“为使你们的会议开得好一些,时间可以有七天到十天,而将执行淮海战役的时间推迟到十月十五日以后。”[20]
    10月5日至24日,华野前委在曲阜召开有师以上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按照中央和军委有关指示精神,认真开展纪律检讨,进一步增进内部团结。 纪律检讨一结束,会议即转入到制定淮海战役作战方案的阶段。
    就连当时身在河南工作的陈毅(当时兼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及政委),也在9月30日致电会议,要求“这次曲阜会议,应就夏季各纵查整及濮阳查整的结论作两个月来战斗与工作的实际检讨,归结到中央指示关于无政府状态、无纪律状态的根本纠正,保证今后能建立深刻的整体观念,予军阀主义、本位主义、自由主义、官僚主义以致命的打击,保证能更顺利的执行新的战略机动和争取大革命胜利”。 陈毅还介绍了刘邓、陈谢部队开展查整的经验,“其主要收获是揭发了我军部队中一部分老干部的军阀主义倾向,骄傲自大,破坏政策和纪律”,“这个揭发,对干部的教育意义最大”,认为“这与华野的情形是基本上相同的,故重提一遍作各纵参考”。 他要求在会上,就“分兵前后的各种带争执的问题,应作出总结”,“各纵委与前委各同志均应有简略发言,作自我批评,以便造成更好的团结”,同时“各纵负责干部与纵、师各党委的检讨是十分必要的”,“头子的自我批评作用最大”[21]。
    10月6日,即华野开会期间,中央再次电告饶漱石、粟裕:此次会议检讨关于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时,应做成一个决议,在会上通过[22]。
    不到十天时间,中央接连四份指示电,连在数百里外的陈毅也专门去电,共同指导督促一个野战军前委开会检讨纪律问题、增进内部团结统一。 甚至为了让华野搞好这次纪律检讨,毛泽东下令推迟了影响中国历史命运的淮海大决战。 如果联系到辽沈战前,毛泽东严格督促东北局书记、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作综合报告,并借此加强全党全军纪律性的举措,这都反映出决战前夜革命阵营内部团结统一问题、军队加强纪律性问题在毛泽东和党中央心目中具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这确是抓住了要害,反观国民党反动派最后的崩溃,一个突出的标志就是军心动摇和军纪涣散。 看看国军各部“都养成自保自足的恶习,只看到带领的一部的利害,对于友军的危难、整个战局的成败,几乎漠不关心……”[23],及其给战争失败的一方国民党反动派所带来的毁灭性打击,就能得知“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绝不是虚话。
    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直接指导下,此次曲阜会议上,华野内部开展了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从根本上增进了内部的团结统一。10月20 日,根据会议情况,华东野战军作出了《关于加强纪律性,克服党内无纪律无政府无组织状态的决议》。 决议提出:所有与会同志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报告及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认为只有军队向前进,将战争转至蒋管区,才能更迅速地摧毁摇摇欲坠的国民党统治;只有加强纪律性,才能保证全党全军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的一致,才能加强团结和保证革命的胜利。 决心为贯彻中央的方针而坚决奋斗,并保证在战争第三年内,坚决完成中央给予华野的作战任务,与严格执行及时的和完备的报告制度的指令,对加强纪律性、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作出显著的成绩。 华东局方面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谈到:此次曲阜会议,集中华野全军各纵、各师干部进行加强纪律性的检讨与教育,收效甚大,前委本身及前委与各纵、各师间的团结大大加强,部队中党内正确民主生活已开始建立起来。 随后淮海战役的辉煌战果及战役期间华野所属各部紧密无间的配合支援,充分反映出长期以来党对人民军队正确的领导和教育,同时也反映出1948 年中央全面强化军队纪律以及前后两次曲阜会议的巨大成效。
    淮海战役还是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共同配合作战的一场大决战。 两大野战军之间,野战军各纵队之间,解放军和人民群众之间,纪律严明、团结如一人,共同克敌制胜,这一幕幕感人的场景在淮海战场上不断地上演着。 这还只是全国各大战场紧密配合场景的其中一幕。 解放军广大指战员用不朽的功勋,印证了严明军队纪律和“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论断的正确性。
    四、整顿全军纪律特别是群众纪律
    1948 年底随着战略决战胜利推进,11月2日,毛泽东又适时为军委修改发出指示电,要求全军整顿纪律,把军队纪律建设推向更高水平。 指示号召“现在是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业已取得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的时候。 希望全体同志努力克服自己的缺点错误,使我党我军能够更加成为人民的模范,早日完成革命任务,是所切盼”[24]。
    关于如何整顿纪律,指示特别把此项整顿和这之前在全军范围内开展的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检讨活动作了区分,指出两种纪律的不同,“关于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一项问题,这里所说的无纪律问题是指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瞒上不瞒下,报好不报坏,将军队看成自己个人或少数人的财产,看成好像一个独立国,而关于整顿纪律问题,这里所说的纪律问题是指对人民,对友军,对俘虏的关系不好,违反了党的政策,乱抓物资,乱抢武器弹药,乱抢俘虏兵,缴获不归公,违反了纪律”。 就是说和此前纪律检讨主要指向政治纪律不同,此次整顿纪律主要指向包括群众纪律在内的各项具体纪律。 指示强调:“解放军全军各前委(在东北是军委分会)、各纵委、各师委、各军区、各军分区,均须开会检讨无纪律无政府状态问题及整顿纪律问题,均须做出关于此两项问题的简明扼要的决议,两项检讨应分别开会,不要混在一次会上检讨,须写出两个决议,不要将两项问题写在一个决议上。”[25]
    联系当时的情况来看,作此区分很有必要,一方面是防止此项纪律整顿和当时并行开展的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检讨活动发生混淆,冲淡彼此。 另一方面,如果说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检讨活动更突出强调政治纪律,更突出指向军队中高级领导干部,那么此项纪律整顿则更强调各项具体纪律,更突出指向普通连队和战士,因而形成了对前项纪律检讨的重要补充。 此外,通过细致对比阐释两种纪律,包括群众纪律在内的军队各项具体纪律的重要性得以突出,其内涵更加明确和具有可操作性。
    此外,指示要求在纪律上奖励先进、批评落后也是一项重要举措。 当时辽沈战役已近尾声,电报中首先提到一个情况,“据报锦州战役中有一个纵队纪律最好,长春接收中有一个独立师纪律最好,其他各部的纪律则有较好者,有较坏者,有最坏者”。 由此要求东北野战军前委“在结束沈阳、营口作战进行全军整训,开师级以上干部会议时,希望你们对纪律问题专门讨论一次,公开奖励最好者,批评最坏者,并做出专门的决议,报中央军委审阅”。 指示并且把这一做法推至全军,“各野战军及地方军的纪律状况,皆有最好、较好、较坏、最坏四种,均望于整训时照此办理”[26]。 半个月后的1948 年11月20日,军委总政治部在一封复电里进一步指示了该问题。 电报在答复如何奖励有功部队时,不同意用攻下的城市命名攻城有功部队,同时要求锦州之役要特别奖励者应是一个不争缴获的纵队,长春之役要特别奖励者应是一个纪律最好的独立师,可公开登报或内部通令方法奖励之。 这封复电同时发至全军。
    通过接连两份指示电,中央将纪律的执行情况确定为各地进行部队表彰的关键指标。 这个导向性的奖惩原则为新形势下的部队工作指明了方向,其连同新式整军运动深入系统的政治思想教育,在全国革命即将胜利之际,极大地鼓舞和激发了解放军官兵自觉维护纪律的使命感和荣誉感。 守纪律是光荣的,不守纪律是落后的——这个信念一旦深深植入每名战士的心里,严明的军队纪律就有了最为切实可靠的保障。
    锦州苹果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个道理。1948 年11月8 日,东北野战军负责同志在给毛泽东和中央的综合报告里,汇报所属部队的纪律情况“较以前为好”,其中提到部队行军路经某地看到大批苹果,“战士一个未动”[27]。 锦州苹果的故事从此流传开来。1956年11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还专门提起这件事,并且作了重要提升。他说:“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 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 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 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 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28]这还只是体现人民军队性质和宗旨,代表人民军队形象的一件具体事例。 一支夺取了辽沈战役辉煌胜利的部队,仍然能够保持那样严明的纪律,这就是人民解放军。
    五、狠抓军队入城纪律关键环节
    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但农村包围城市,包围不是目的,最终还是为了解放城市、建立人民政权。 解放战争后期,随着胜利越来越迫近,进城及接管问题突出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 1948 年2月2日的新华社社论指出:“人民解放军转入反攻,许多城市将被解放,新民主主义政权进入城市,将要成为今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种情形将使我们遇到一连串新的问题, 必须予以妥善解决。”[29]过好城市接管关是革命胜利前夕党要完成好的一项重要任务。
    过好城市接管关,首先就必须维护好军队纪律,入城纪律又是重中之重。 陈毅就说:“必须强调入城纪律,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开始,是和市民的见面礼。 纪律搞得好,政策就可以搞得好,搞不好就会影响政策的推行。”[30]当时东北局在报告里也特别总结说:“城市秩序的好坏,首先决定于入城部队,特别是部队干部是否能严格遵守纪律。 军队本身纪律不好,即造成了各种人趁火打劫、浑水摸鱼的条件,形成混乱与大的破坏。”[31]
    当时部队违反纪律的情况也容易发生在入城初始。 例如1948 年初毛泽东批转的习仲勋关于高家堡破坏纪律行为的报告,其中说的就是部队在攻克高家堡时“没收敌军大部官佐以至连排班长及其家属的财物”[32]的行为。 再如部队三打运城时纪律不好的情况:“这两日混乱异常,城市纪律极坏”,抢运资材,“群众的东西也被拿了”,“剃头铺的推子刀子,学校的钢琴”都被拿去了,城内几十辆破汽车被卸掉“汽车零件及皮带”,“交给地方上,已根本不能用了”[33]。 再如罗荣桓1948 年3月4日在报告里提到的,冬季作战时“辽中台安、盘山一扫而光,鞍山也受到破坏”[34]。 这些问题集中发生在部队入城初始,引起毛泽东和中央的高度重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央作出一系列指示安排。 1948 年3月12日,军委电示华野所部“必须严令各部队在攻入城垣后,遵守城市纪律,坚守城市政策”,提出要“由野战政治部负责组织城市工作委员会及纪律检查队,随队入城,并吸收攻城部队之司令部政治部人员参加,以收工作协调、命令贯彻之效”[35]。20日,中央和军委致电要求各野战兵团总结实施城市政策的经验,包括“攻城前的政治动员、政策讨论、组织准备、命令下达”,“入城后的临时政权组织,军队纪律”[36]。25日,徐向前向中央报告了攻克临汾时的纪律措施:作战之前着重进行城市政策、纪律教育;部队在作战结束后,马上撤出城外,一切物资管理与治安维持统由城工委员会及城防司令部负责;各团组织纠察队和检查队,负责战时纪律的维持;发动战士由下而上监督干部。 这份报告随即被中央批转,其中的经验被各地所吸收。4月26日,军委特别指示攻城缴获物资分配问题,提出历次攻城经验,要使攻城部队保持纪律及秩序,除有充分的教育工作及周密的组织工作外,还必须将缴获物资分出必要部分,有计划地分配给全体担任攻城的部队及担任钳制的部队,一切指挥员战斗员每人一份,不使肥瘦不均。 6月4日,军委批转东北野战军入城纪律守则八条, 要求各地参考采用[37]。1949年5月6日,军委下发了关于城市驻军不许住民房的规定。 5月16日,又下发了入城部队十二条纪律规定,强调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约法八章与入城守则,严格保护一切原封不动,力戒不守纪律、乱抓物资等不良现象[38]。 这些经验做法及规定为部队遵守入城纪律提供了遵循。
    此外,1948 年底接收沈阳的经验,经毛泽东批转后成为全党城市接管的样板,其中有不少针对军队入城纪律的具体规定,“鉴于过去接收鞍山、营口的经验,如果在入城前缺乏充分准备,势必造成混乱”,“要保证接收得好,最重要的还必须入城部队有良好的纪律教育”。 因此,沈阳市之卫戍部队应“指定两个纪律较好的独立师担任”,“入城之部队及地方干部,均须事先进行教育,讲清入城各种政策的应注意事项,强调集中统一,严格遵守纪律”[39],接收过程要“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同时“组织沈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管会本身要“坚持原则,不偏不私,模范行动”,还“要有充分准备和各方面能称职的干部”[40]。 其中有关保持军队入城纪律的主要经验——组织军管会,卫戍部队的选择,进城前的集中整训、干部准备等,在随后大城市的接收中被借鉴吸收。
    六、迎接大考1949年解放军进驻上海
    1949年进驻上海是对军队纪律建设成效的一次大考。 旧上海曾是远东的第一大城市,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各种矛盾的汇集点,情况异常复杂,接收任务相当艰巨。 为了顺利进驻上海特别是抓好部队纪律,从中央到地方都作了巨大努力。
    毛泽东首先就为进驻上海奠定了工作基调,指出:“进上海是中国革命过一难关,它带全党全世界性质。”[41]同时为避免因仓促进驻而陷于被动,他下令推迟了部队进攻上海的时间,并指示有关方面抓紧做好进驻上海各项准备工作。
    华东方面,首先是4月25日经中央批准华东局下发了关于接管江南城市指示,规定了十条入城守则(后补充为十二条),强调“城市秩序的好坏,首先决定于入城部队的纪律好坏”,一切部队从军、政、后勤干部直到战士,“在入城前,必须普遍地、反复地、深入地进行党的城市政策的教育,及入城纪律的教育与接管城市的经验教育”[42]。同时,为了准备进驻上海,渡江战役总前委和华东局还在苏南丹阳集中数千名干部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整训,重要内容就是纪律教育。 5 月10日,陈毅在丹阳对整训干部发表讲话,“主要讲入城纪律”,说:“上海很复杂,我们到了上海要越小心越好”。 “必须强调入城纪律,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开始,是和市民的见面礼”,“全体干部对入城纪律,在丹阳就要演习讨论起来”[43]。 同日,华东局和渡江战役总前委向中央报告了进占上海的准备工作及各项规定,其中包括对部队入城纪律的细致安排。
    5月下旬,第三野战军主力打进上海后,模范执行党的城市政策,严格遵守入城纪律。 为了不惊扰市民,在蒙蒙细雨中,部队和衣抱枪,悄然无声地睡在潮湿的路边。早上市民醒来,开门看到这一感人的场景,油然而生的便是对我们党和人民军队的由衷赞佩。 人民解放军用严明的纪律令无数上海市民为之动容,深深震撼着这座旧中国曾经最大的城市。 时居上海的竺可桢在日记里写道,“五月廿六日星期四。 下午三点起微雨,子夜大雨。 上海全部解放。……解放军在路站岗,秩序极佳,绝不见欺侮老百姓之事。 在研究院门前亦有岗位,院中同人予以食物均不受。守门之站岗者倦则卧地,亦绝不扰人,纪律之佳诚难得也”[44]。近半个世纪后荣毅仁仍然难以忘记这件事带给他的冲击:“解放上海的炮声初停,无数解放军战士日日夜夜风餐露宿、不入民宅的情景,深深打动了我的心。”[45]
    有了长期深入的纪律教育和细致扎实的准备工作,人们在上海看到了一个威武雄壮、纪律严明和朝气蓬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形象,整个上海乃至整个世界为之一振,旧中国的重重阴霾顿时一扫而空。 靠着严明的军队纪律,我们党在上海同时取得了军事和政治两个重大的胜利。 解放军在进驻上海的历史大考中交出了让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 其实不光是1949年进驻上海,后来解放军入藏、志愿军入朝等也都是靠着严明的军队纪律赢得了人心,取得了当地人民群众的拥护。
    结语
    人民军队钢铁般的纪律从哪里来? 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用成功实践告诉我们,“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46]。 毛泽东强调:“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47]2014年,习近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特别提到了当年解放军进上海后睡在马路上的感人事例。 他指出:“实行革命的政治工作,使我军始终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本色和作风。”[48]新时代要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最基础最根本的环节就是要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坚定理想信念,铸牢军魂,永葆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本色,同时紧紧围绕新时代军队政治工作的主题主线,全面贯彻党领导人民军队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和制度,充分发挥政治工作对强军兴军的生命线作用。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副研究员)
    (原载《毛泽东研究》2020年第3期)

[①]《毛泽东选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241-1242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239 页。
[③] 张积毅:《毛泽东在解放战争中后期抓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概述》,《党的文献》2002 年第2 期。
[④] 《毛泽东选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241-1242 页。
[⑤] 《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 年版,第595 页。
[⑥] 《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战争战略进攻•文献》 ( 上),星球地图出版社2015 年内部发行,第69页。
[⑦] 刘伯承、邓小平来电建议“三大纪律的基本思想不应再改变,因为此与我军打仗、生产(或筹款)、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是相适应的,只是文字上有些不同。 为了更切合实际情况,应有所改变”,“八项注意原来内容已感不够,应在内容上有所归并和增加,但条数不应增加,仍合于八项的习惯”。 陈毅、粟裕、唐亮来电建议中央颁发“三大纪律十项注意”,并报告该部现行“ 三大纪律十项注意”。 聂荣臻、萧克、赵尔陆,陈赓、谢富治、韩钧分别来电报告该部现行“三条纪律八项注意”,但未提出修改建议。 参见《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战争战略进攻•文献》(上),星球地图出版社2015 年内部发行,第70、85-87 页。
[⑧]毛泽东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训令的修改稿,1947 年。 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
[⑨] 《罗荣桓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 年版,第564 页。
[⑩] 《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299 页。
[11]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新式整军运动》,解放军出版社1995 年版,第483-484 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275 页。 有很多材料可以佐证毛泽东的判断,如1948年3 月11 日西北野战军前委在给各纵委转各旅委、各政治军事机关的指示里说:“ 经过三查运动、政策教育运动后”,部队“在俘虏政策上、城市政策上、群众纪律上均有显著进步。”1948 年5 月,朱德在华东野战军一兵团干部会上也讲到:“特别是经过三查运动以后,部队在各方面都有了进步,面貌焕然一新。”时任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钟后来也回顾说:“正是新式整军运动的继续进行,和整党相结合,才有了全军执行政策和纪律的提高。”
[13]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版,第272、264 页。
[14] 《毛泽东选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294、1344、1294 页。
[15] 《军队中的民主运动》,《人民日报》1948 年9 月8 日。 该社论经毛泽东审阅修改。
[16]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5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版,第422-423 页。
[17]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 卷•文献选编(上)(1921.7—1949.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年版,第665-666 页。
[18] 《毛泽东文集》第5 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157 页。
[19]中共中央关于督促所属严格执行报告制度给华东局的指示,1948 年9 月27 日。 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
[20]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版,第350 页。
[21] 《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 年版,第490-491 页。
[22] 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版,第357 页。
[23]蒋介石关于孟良崮战役七十四师失败教训的讲话,1947 年6 月。 转引自李敖:《蒋介石评传》(下),中国友谊出版社2000 年版,第550 页。
[24]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8 册,第489 页。
[25]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8 册,第489 页。
[26]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8 册,第489 页。
[27] 《罗荣桓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 年版,第481 页。
[28] 《毛泽东文集》第7 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162 页。
[29] 《整顿后方机关帮助前线胜利》,《人民日报》1948 年2 月2 日。 该社论经毛泽东审阅修改。
[30] 《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 年版,第500 页。
[31]东北局关于接收长春的经验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48 年11 月1 日。 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
[32]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版,第264 页。
[33]裴丽生关于晋城城市工作给徐向前、滕代远等的报告,1948 年1 月27 日。 参见《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 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 年版,第269-270 页。
[34] 《罗荣桓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 年版,第405 页。
[35]中央军委给陈士榘、唐亮、陈赓、谢富治的电报,1948 年3 月12 日。 参见《周恩来军事文选》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第337 页。
[36]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第343 页。
[37]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5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版,第330-331 页。
[38] 《接管上海》(上卷•文献资料),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 年版,第16-17 页。
[39]东北局关于接收沈阳给中共中央的请示报告,1948 年10 月27 日。 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
[40] 《陈云文选》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374-379 页。
[41] 《接管上海》(上卷?文献资料),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 年版,第59 页。
[42]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6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版,第334 页。
[43] 《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 年版,第495-501 页;《接管上海》(上卷•文献资料),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 年版,第53-62 页。
[44] 《竺可桢日记》第2 册,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1255-1256 页。
[45]荣毅仁:《重温毛泽东主席五十年代对工商业者的几次讲话》,《党的文献》1993 年第4 期。
[46] 《毛泽东文集》第7 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162 页。
[47]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版,第507 页。
[48]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第2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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