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广西省工委英家旧址位于钟山县燕塘镇白沙井村。

中共广西省工委英家旧址

    1942年7月9日，桂林发生“七九”反共事件，中共广西省工委于10月转移到钟山县白沙井村，在村后的桐油林中搭建茅棚作为省工委机关驻地，重新建立了广西地下党的指挥中心。
    为纪念省工委在钟山县从事革命活动的业绩，教育全县各族人民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中共钟山县委、钟山县人民政府于1985年在旧址的东南面10余米处修建纪念亭。纪念亭为八角重檐攒尖顶型钢筋水泥结构，通高2.08米，占地总面积261平方米，亭内正中为黑色花岗岩纪念碑。
    1940年12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南委”）重建了以钱兴为书记的中共广西省工委，省工委机关设在桂林。
    1942年5月下旬，南委组织部长郭潜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后叛变，供出了南委和广西省工委领导人的名单，南委机关被破坏，广西省工委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同年7月9日，郭潜引领国民党中统局特务到桂林破坏广西省工委机关，省工委副书记苏曼、妇女部长罗文坤、中共南方工委特别交通员张海萍被捕，随后牺牲，一批地下党员、进步青年、学生、群众先后被捕。这就是震惊广西的桂林“七九”事件。
    事件发生后，省工委书记钱兴不顾个人安危，组织了党组织和党员紧急撤退后才安全转移到灵川县。同年 10 月，钱兴经周密分析、比较，决定将省工委机关转移到党的组织条件和群众基础比较好的钟山县英家乡，在英家特支书记张赞周的协助下，在白沙井村后桐油林中搭茅棚，建立新的省工委机关。钱兴化名蔡亚禄，偕夫人邹冰以难民身份为掩护，艰苦地继续领导和指挥整个广西地下党的斗争。省工委撤退到英家后，遵循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利用各种方式，积极稳妥地开展党的活动。
    为尽快加强省工委机关的领导力量，保证省工委的工作正常进行，钱兴先后从桂林、柳州等地调来了庄炎林（省工委交通员）、黄嘉（中共桂东地区特派员）、肖雷（省工委交通员、中共英家特支副书记）、吴赞之（省工委机关工作员）、韦立仁（中共桂东地区交通员）等同志，重新建立了相对稳固的中共广西省党组织的指挥中心。同时，钱兴先后派员到桂中、桂南、桂北和怀集等县，寻找分散的党员，重建各地党组织，重新整顿和建立交通联络点，迅速恢复了省工委同各地党组织的联系。
    省工委机关被破坏后，国民党桂系当局继续疯狂搜捕中共党员，破坏中共党组织，接连制造了玉林“一•一三”、南宁“一•一五”事件。面对疯狂的敌人，钱兴沉着坚定、从容对敌。
    1943年1月和2月，钱兴先后指示肖雷、林为云在邓村的北帝庙秘密刻印《为反对顽固反共分子继续摧残告广西当局暨各界父老书》《为反对顽固反共分子继续摧残告全体同志书》，以“中共桂委”的名义散发到全省各地，向各界人士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和残酷迫害共产党人的事实真相；号召全体党员学习苏蔓、罗文坤、张海萍3位同志宁死不屈的革命气节，反对叛党变节的罪恶行径。两文告既揭露了敌人的罪行，又教育和鼓舞了同志。
    为了省工委机关在桂东地区的活动安全，钱兴对桂东各县党组织进行了调整。先后建立古城支部、荔（浦）蒙（山）修（仁）特别支部、贺县特别支部，将恭城县党支部、怀集县党支部改为特别支部；调整和健全英家特支，任命张赞周为书记，肖雷为副书记，特支下设英家支部、英家农村支部和英家小学支部；昭平、富川两县的党组织由钱兴直接领导。经过调整，各县党组织都有所加强，形成了以省工委为中心、桂东地区各基层党组织为支柱的格局，建立健全了保障省工委机关的安全体系。
    省工委同上级组织中断了联系，经费十分困难，生存受到极大的威胁。在得到英家特支党员接济的同时，他们积极进行生产自救。1943年9月，钱兴、邹冰、吴赞之转移到牛垌，同莫晚叔等难民一起开荒种地、割草烧石灰，解决生活口粮；吴赞之经常挑着货郎担走村串户，为党筹集活动经费；庄炎林两次回香港变卖家产，把所得的全部资金交给党组织；当庙祝的肖雷靠初一、十五收点香米度日，其他党员靠帮别人打短工维持生活。在极其艰苦险恶的环境下，省工委克服重重困难，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艰苦磨炼，撤退到农村的党员终于站稳了脚跟，隐蔽了下来。
    由于省工委在“七九”事件中遭到严重破坏后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一直没有接上，为尽快将广西党组织的情况报告党中央，钱兴想方设法恢复同上级的联系。1943年春，钱兴通过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秘密党员张兆汉（张兆汉是钱兴任厦门市委书记时的下级）的联系和中共桂林统战委员会书记李亚群的协助，与南方局取得了间接的联系。1945年10月上旬，钱兴与交通员庄炎林经过长途跋涉到达重庆，向南方局领导汇报了广西省工委自“南委事件”以来的工作，接受南方局的审查，广西省工委同党中央取得了直接的联系。
    1944年春，钱兴组织在省工委机关周围工作的同志开展整风学习，认真总结桂林“七九”、玉林“一•一三”和南宁“一•一五”事件的沉痛教训，诚恳地请求大家对省工委提出批评，主动承担领导责任，并把整风学习推向全省各地，对广大党员进行思想政治、革命气节教育。通过整风学习，党内团结和统一的氛围得到了增强，为迎接新的斗争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在“七九”事件两周年之际，省工委秘密组织了纪念活动，以加强党员的气节教育，号召党员学习苏蔓、罗文坤、张海萍3位烈士为党为革命英勇献身的崇高精神。
    1944年7月，省工委在接到南方局“大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放手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队伍，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指示后，于8月作出了“一切为了建立抗日武装”和“一切为了发展游击战争”的《八月决定》，要求全省各地党组织揭露桂系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行径，迅速动员广大群众进行抗日保家乡的武装斗争，到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省工委组织领导和由中共党员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抗日武装共有20多支2000多人，他们活跃在广西20多个县，共打死打伤日、伪军约1000人，击沉敌船60艘，缴获各种枪械数百支、弹药2万多发及大批军用物资，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解放战争时期的武装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支抗日武装最著名的是桂东北人民抗日纵队——临阳联队。
    桂林沦陷前夕，何香凝、梁漱溟、欧阳予倩、千家驹、莫乃群等大批全国知名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从桂林疏散到昭平、八步等地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省工委非常重视、支持他们开展工作，帮助欧阳予倩等做好《广西日报》（昭平版）的发行工作，派卢蒙坚进入报社当译电员，庄炎林、朱维新义务为报社做发行工作；帮助狄超白等在昭平建立民主同盟广西支部、八步进步民主人士何励峰等建立民主同盟东南支部。桂东的抗日民主运动得到蓬勃发展。
    1945年8月，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工作需要，省工委机关由英家逐步迁至昭平黄姚。1942年10月至1945年8月，省工委机关在英家近三年，对全省的革命斗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为后来桂东地下党在英家发动“六五”起义和钟山的解放事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